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十分重视家风建设。他没有亲生孩子，但周家是一个大家庭，像普通家庭一样，也有生老病死、就业上学等问题。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家风，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时时在考虑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他不但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亲友长辈，以减轻地方政府和社会的负担，还主动担负起教育引导周家年轻一代的责任，在大家庭内部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家风。

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展板上，醒目地写着“周恩来的10条家规”，家规中要求：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车；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10条家规，是周家晚辈根据周恩来平时对他们的教育总结出来的。周恩来没有写在纸上，而是写进了后辈们心中。

从这10条家规可以品出，周恩来对亲属晚辈的要求十分严格，也十分具体、细致，细微中透着关怀。周尔均是周恩来的堂侄、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1953年，他在部队被批准入党，很兴奋，立即把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很快，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写了回信，在祝贺的同时，提出三个必须：“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努力，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实践为要。”周尔均深有体会地说，“伯伯对我们的要求看似无情胜有情”“他对我们晚辈的严是一种真正的爱，发自内心的爱”。

周尔均的体会是十分准确的。周恩来虽然对亲属要求很严，但却是一个充满温情、恪守孝道的革命者。他年轻时在海外求学，因曾经照料过自己的八叔父去世悲痛万分。在战争年代，他把父亲接到身边养老送终。装着父亲遗像的皮夹，他贴身带在身边几十年。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他想起早已去世的母亲，含着眼泪对记者说：“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细细品读周恩来的10条家规，有两点核心内容。

一是决不允许家人享受任何特权，就连特权思想都不可以有。周恩来曾对晚辈们说过：“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自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我们周家过去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这一代要好好地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周恩来要求亲属在外面不能讲同他的关系，不能享受特权，要完全做一个普通人。周恩来不仅提出要求，并且严格监督，管得很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参加工作不久，组织上把她从基层农村小学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找周秉德谈话，问她：“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顾你进城的？”周秉德回答说：“不是。是区委搞运动需要党员，小学里的党员很少，所以把我抽调上来。”周恩来听后说：“哦，是这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呀！但你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为好。”周秉德知道伯伯叮嘱她的含义，一直严格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20世纪60年代，为减少北京市人口，国务院曾出台一个政策：夫妻双方如一方在北京，另一方在外地，在北京工作的就要调往外地。当时，周秉德在朝阳区委工作，她丈夫沈仁骅在西安部队工作。领导找周秉德谈话动员。周秉德说：“不用动员了，四个月后，我休完产假就调往西安。”周秉德调到西安后，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后来又随丈夫去贵州山沟里工作了四年。周恩来对侄女的做法很满意。要求后辈不搞特殊，到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二是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对学业和工作的选择，都不要先考虑自己，而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以周恩来的侄子周秉钧和侄女周秉建为例，他们都曾经因参军问题受到伯伯的关注。对于周秉钧，周恩来希望他穿上军装；对于周秉建，周恩来则要求她脱下军装。这一穿一脱，体现着周恩来严格的家风。

1961年夏，周秉钧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同时还参加了空军到学校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事后，周秉钧向伯伯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在谈话中，周恩来问了一句话：“那大学就不考了吧？”周秉钧说：“考还是要考一下。”周恩来又问：“既然决心参军，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呢？”周恩来的意思实际上是让他不要参加高考了。为什么呢？周恩来对周秉钧说：“现在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不足，政府研究决定，今年只在城市征兵，不到农村征兵，复员兵也全部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样不但加强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也减轻了农村对城市商品粮的负担。”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周秉钧根据国家需要参了军，被空军录取为飞行员，飞了近20年战斗机，在部队工作了30年。周秉钧后来才知道，在当年召开的恢复生产发展的会议上，周恩来讲话希望干部们带头送子女参军，以保证农村劳动力。他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儿子才这样说，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被周恩来动员参军的另一个城市青年是他长征时的警卫员龙飞虎的儿子。

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赴内蒙古插队落户。两年半以后，周秉建应征入伍。穿上军装的周秉建怀着高兴的心情回北京过新年。回到家不久，她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当面去汇报情况。周秉建立刻敏感地想到，是不是两位老人误以为她是“后门兵”。她到西花厅时，周恩来正站在院门口等她。看见周秉建，周恩来很高兴，迎上去拉起她的手，边走边说：“小六，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周秉建感到委屈，勉强地吐出一个字：“能。”在饭桌上，周恩来耐心地给她讲道理：“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中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事后，周恩来又派他的秘书专门到部队了解周秉建是怎样去当兵的，确认周秉建是按正常程序当的兵。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工作，周秉建心情愉快地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几天后，北京军区有车去内蒙古，周恩来再次在西花厅约见周秉建，说了很多鼓励她的话。那天，天下着雪，气温很低，周秉建脱下还没有穿热的军装，揣着周恩来温暖的嘱托返回内蒙古。参与处理这件事的周恩来的秘书赵炜回忆说：“当时，我觉得周总理对自己的亲戚太严格了。过了一段日子，我才体会到他这样做的良苦用心。”那阵子，一些干部，包括周恩来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想方设法让子女离开农村去当兵，这对稳定知识青年队伍，对整个国家的大局都是不利的。赵炜说：“周总理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诫大家。”

对周恩来严格的家风，不仅他的晚辈们感触颇多，邓颖超体会更深。她曾经感慨地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一辈子，但从来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他们结婚后曾经协商，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间，他们都遵守了这个约定。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人对周恩来说，根据邓颖超的资历和她对革命的贡献，应该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部长职务。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她。对周恩来这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邓颖超将其看作是一种严格的家风，体现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她毫无怨言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家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组成部分。周恩来建立的严格家风和具体家规，在当时对各级干部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